岁末，24岁的姚辉川正在收拾行李准备去宁波出差。两年前，他从洛阳师范学院毕业，回到家乡做起了自家绘画合作社的销售员。
姚辉川的家在山东省菏泽市巨野县麒麟镇洪庙村，画社有十几个农民画师。他们的作品包括牡丹、十八罗汉、仕女图、水浒人物、山水等。姚辉川负责把这些画销往全国。
在巨野，像姚家这样的“农民绘画点”有很多，仅洪庙村就有320人从事绘画。而整个巨野县，有四个绘画专业镇、500多个专业户，常年从事绘画相关行业人员超过1.5万人，拥有省级以上美协会员35人，被誉为“中国农民绘画之乡”。
巨野位于山东省西南部，自古有种植牡丹的传统。农民画也以工笔牡丹为主，单价在200元到数千元之间，年销售量70多万幅，收入3.6亿元。“全国80%的工笔牡丹都出自巨野。”姚辉川告诉《瞭望东方周刊》。
中国有两个地方以牡丹闻名天下：洛阳、菏泽。菏泽牡丹的种植规模、品种都超过洛阳，但洛阳牡丹更有名。
“菏泽在山东的GDP靠后。”巨野县文体局副局长让淑波指着一张地图说，“巨野是菏泽最东边的一个县，在苏鲁豫皖交界处。过去黄河从这里流过、几次改道，这一带是冲积平原，适合种庄稼，但区位不占优势。”
发展文化产业，或许可以弯道超车。1999年，巨野县提出“发展工笔画产业，搞好巨野经济”的口号。如今，工笔绘画已成为巨野县继煤炭、煤化工之后的第三大产业。
在县书画院背后，一个投资12亿元、占地400亩的书画艺术产业园区已在规划中。目前该项目已入选了文化部首批特色文化产业重点项目库，全国共51个项目入选，山东省仅此一家。
2013年，习近平考察曲阜时也曾到巨野。“农民画画，惠民致富，提高素养，很符合国家现在的核心价值观。”陈广超说。
放下锄头拿笔头
说起巨野农民画，不得不提姚桂元。这位68岁的巨野农民画发起人，家里是巨野最早的农民绘画场所，也是农民画师孵化的摇篮。
上世纪70年代，姚桂元曾是巨野县工艺美术厂画师。这间美术厂以画彩蛋、屏风闻名，产品远销海外。姚桂元的牡丹画得相当好，“上过天安门城楼，也曾作为礼品随国家领导人出访。”姚桂元的儿子姚树昭向本刊记者介绍。
改革开放后美术厂倒闭了。姚桂元在街头挂起了“古麟书画社”的牌子，把三四十位美术厂的老伙计召来。几十人在家作画，他在外面找市场，北京、西安、东北都去过。第一单生意在曲阜做成，随身带的几十幅画全部卖掉。
尝到甜头后，姚桂元决心发展绘画事业。他根据每个人的特长和能力进行分工，有的在家创作、有的在外销售。
几年时间后打开了市场，作品供不应求，“产能”却跟不上。要扩大生产规模，没法使用机器，姚桂元打算发动农民画画。
当时，这无异于异想天开：大多数农民文化低，不仅不懂美术，甚至连画笔都没摸过。虽然免费教学、提供纸笔，但三五个月下来，一幅像样的作品都没有。
时间一长，一些农民觉得耽误打工种地，不认可这份“闲差”。
后来，画社从最易入门的工笔画入手，不讲理论或者先实践、后理论，由美术厂老师手把手教，画农民最熟悉的牡丹。学成的农民再去“传帮带”，一批批农民画师就这样产生了。
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，巨野的绘画从业人员已达1500余人，年销售作品20万幅，“巨野工笔牡丹”的品牌开始叫响全国。
现在在巨野，画师多是妇女和老人，“忙时握锄头，闲时握画笔”，生产生活两不误。画一张普通尺寸的牡丹需要四五天，售价六七百元。
“妇女不打麻将，画着画、听着音乐，安宁了。”姚树昭介绍，“普通画师一个月能挣三四千元，老师能挣七八千元，高水平的农民每年收入20万元不成问题，基本家家盖楼，买车的也多。”
农民画师中，一些有天赋的人走上了专业画家之路，孔庆臣就是其中一个。中宣部中央文明办发布的“讲文明树新风”公益广告，其中一幅《最吉祥是有粮》就出自他之手。
“从十一届全国美展起，我开始有了个人的表达。”孔庆臣说，“现在我是两条腿走路，既接订单，又搞创作，农忙时还要下地干活。”
第一家合作社
2009年，山东省农业厅批准，在姚桂元家庭画社基础上正式成立“巨野农民绘画专业合作社”。姚桂元任理事长。
“养鸡养鸭合作社很多，但书画合作社这是第一家。”姚树昭说，目前合作社有社员320人，来自洪庙村及周围几个村庄。姚树昭负责合作社的生产、培训。
每天社员们都来姚桂元家画画。两层的小楼可以容纳数十人，画师们有固定的工位和任务。不过因为场地限制，大部分人在自己家里画，把成品交到合作社来。
合作社的老师也是当地的农民，不过绘画水平已经可以指导别人。通常，老师先画一个底子，学员在底子上临摹，画得跟底本差不多了，就算出师了。
巨野农民都画工笔画——工整细致、色调统一，便于学习，很容易适应规模生产。“一般三个月到半年就可以学会，作品就可以卖钱，而且培训免费。”姚树昭说。
合作社的老师除了教学生，还有一项重任：负责产品“研发”。
“工笔画的样式每年都在创新。比如去年喜欢大红大紫，今年就喜欢淡彩。画师会根据客户、市场的要求开发新的样式和色彩。”姚树昭认为，在这一点上他们还算跟得上市场。
距姚家200米远处，一座两层楼的四合院刚刚建好，还没装修，这是合作社的新场地，规模是目前的数倍。山东省农业厅补贴了25万元，合作社自筹30万元。
姚桂元年轻时也画画，现在年纪大了，眼睛不好，就在各地参加展会，负责产品销售。通常，每年10月到12月是销售旺季，展会、订单多；6月到8月是淡季。
本刊记者采访时，姚桂元正在广州参加艺术博览会。“每次去展会，基本上都有订单，一个单子能做两三个月，一年接几个单子就差不多了。”姚树昭说。
合作社一般会在淡季存一批货、旺季卖出去。销售收益，合作社提20%至30%，剩下的归农民。
农民画的买主，以画廊和企业为主。“企业占了大头，尤其是民营企业，大约有60%至70%。”姚树昭说，“现在很多企业讲究了，逢年过节发点奖金，再发两张画作为福利，喜庆。”
合作社卖画有个特点：可以不交订金，但不签合同。“因为质量没法鉴定。这里多个花瓣，那里少片叶子，他说不合格怎么办？画画毕竟是创作，不是复印，这行就讲一个诚信。”所以合作社至今没有成为公司。 “为什么要成立公司？合作社就像一个公司，公司只是一个称号。” 姚树昭说。
在他看来，巨野农民画目前走的是中低端市场，“只能走这条路，因为是批量生产，不是画家个体创作。走高端，画出来卖不掉。发展30年不容易，想毁灭很容易，三月不卖画就完。”
模式复制
绘画合作社的模式已在巨野县“落地开花”，逐步形成了“经销商(展会)-合作社(画院)-农民画师”的生产销售模式。
在巨野县城环境最好的洙水河公园内，一座3万平方米的建筑拔地而起。这是政府耗资6500万元打造的巨野县书画院——一个政府拨款、有编制的单位。政府希望把它打造成一个集创作、培训、展览、销售于一体的综合性基地。
县书画院三楼画室里，常年有上百位农民画师作画。画院院长陈广超告诉《瞭望东方周刊》，2000年，巨野被授予“中国农民绘画之乡”，县里想借此做点事。“我当时是科长，后来不当了。2002年过来，组织培训、搞展览、搞活动，先造气氛，慢慢由小到大。”
在姚树昭看来，县画院和合作社本质是相同的，不同之处仅在于：由于县书画院的公办背景，它会承担更多的展览、培训事务。
目前，县书画院和全国600多个画廊建立了联系，帮农民学员销售作品。“才学新手的，老师帮忙销；翅膀硬了，可以自己联系；有点名气的画家还有经纪人。方式很灵活。”陈广超说。
在陈广超的办公室，有几盒画好的彩蛋样品。他们正尝试“捡起”当年工艺美术厂的优势产品，准备参加各大展会，最终期望出口。
虽然身在其中，陈广超非常清楚农民画产业的“庐山面目”：专业化、规模化程度不够。生产是作坊式的；销售主要靠腿去跑；利润被别人拿了大头。
经销商的利润有300%～500%，40平方厘米的作品，出厂价200元，在展会上可以卖到七八百元，在画廊只能卖三四百元。
“巨野处于鲁西南，各方面不占优势。我们也想出口，建立网上平台、做电子商务，还忙不过来。现在光缆扯过来了，下一步就想把这个做好。”陈广超说。
但姚树昭认为，巨野农民画目前还没必要发展电子商务，因为产能跟不上。“一个画工一年平均能画100幅，整个产量也就三万多幅。接的订单都做不完，工作场地也不够。”
